陳來在“馮友蘭講巴巴在線座”開講儀式上的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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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子彈飛

大傢早上好!

這次舉辦的“馮友蘭講座”,是以河南大學哲學與公共管理學院為主要基地,但是它的設立,范圍和意義,應該是涵蓋全校文科專業的,包括歷史文化學院。

為什麼說建立這個講座涵有對全校文科專業的建設性意義呢?因為馮友蘭先生與河南大學的聯系並不僅僅是通過哲學學科這一個路徑。1923年夏天馮先生從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歸國,在北京、上海等地高校爭相邀請的情況下,接受瞭中州大學(現河南大學——整理者註)的聘任,其中一個原因是馮先生的母親說:“以前都和中州大學講好瞭,說話不能不算數。”因為中州大學是1923年建立的,馮先生作為河南省官費留學生,肯定會聯系馮先生。1923年馮先生到中州大學任哲學教授,兼任文學院院長,一方面組建哲學系,一方面創辦中州大學文科專業。所以說,馮先生作為河南大學人文學科建設的奠基人,其意義不僅僅限於哲學這一個專業。

1930年馮先生在清華大學任教期間,河南中山大學(現河南大學——整理者註)又聘請馮先生為校長。據我的印象,馮先生接受瞭河南中山大學校長職位的聘書,但是由於各種原因,馮先生不能到任,便請張仲魯代替他到任。後來張仲魯正式成為河南中山大學的校長。

北伐戰爭之前,清華大學受北洋政府外交部管轄,學校董事會多為美國人,清華大學面臨著不能自己做主的重重困境。北伐戰爭成功後,1928年8月,南京國民政府正式接管清華學校,改稱國立清華大學。同年9月,馮先生跟著羅傢倫受國民政府的委派接收清華大學,羅傢倫受命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通過馮先生等人的努力,1929年“專轄廢董”運動得以成功,擺脫瞭當時受美國人管轄的狀態,使國立清華大學直轄於教育部,掌握瞭自主話語權。

1930年,馮先生接到河南中山大學的聘書後,曾與國立清華大學校長羅傢倫商量此事,羅傢倫建議馮先生先找人代替他到任。因為當時羅傢倫在國立清華大學的處境也十分尷尬,各種政治勢力的插手導致其辦學政策不能實行,繼而離任。清華面臨校長職位暫時空缺的處境,所以馮先生暫時不能離開清華,校務委員會便推選馮先生為主任來維持學校的運轉,實際上就相當於代理校長。

到瞭1948年12月,在梅貽琦離開國立清華大學,解放軍打到沙河時,學校又再一次組織瞭校務委員會,還是推舉馮先生做校務委員會的主任,最終馮先生將清華大學完好地交到瞭人民的手中。馮先生曾說:“我是再做馮婦。”是說又在清華大學危難之際,承擔起這份重任。

從這個層面上來講,馮先生是接受瞭河南中山大學的聘書的,如果退回瞭聘書就可以另聘他人,不會找人代理。所以在河南大學的歷史上,馮先生短時地、至少在名義上是做過河南大學校長的。因此我們這個講座的意義不限於哲學學科和人文學科,還應該涵蓋整個學校。馮先生在河南大學歷史上的地位,決定瞭這個講座的重大意義。

1928年到1949年,馮先生在清華大學,不管是學術也好,教育行政也好,是他最光輝的時期,也是他一生最留戀的時期。有研究馮先生的學者曾言,對於清華大學來說,馮先生是僅次於梅貽琦的第二號人物,是清華的核心領導成員。同時在清華,他開始瞭自己的學術研究和體系建構的歷程,在三十年代初寫出瞭兩卷本《中國哲學史》;抗戰期間在西南聯大寫出瞭《貞元六書》;馮先生學術和教育行政管理等方面主要成就的取得,都在這個時期。

我認為,馮先生在清華大學期間取得的這些成就,是他在中州大學時期所形成的理想和實踐的發揚,清華大學光大瞭他在中州大學的理想和實踐;或者反過來說,中州大學給馮先生提供瞭他在清華大學發展的基礎,這兩者有不可分割的聯系。

昨天我到老校區走瞭一趟,老校區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河南大學做為百年名校的一個重要體現就是老校區的風貌。一個學校的歷史,一部分是師生的傳承,一部分就是校園獨具特色的風貌,能夠把百年的歷史活生生地呈現在今人的面前。

首先,我看到河南大學老校區的校園,總感覺和清華大學的校園有相似之處。網絡上經常有最美校園排名,有人說廈門大學最美麗,因為廈門大學有情人谷,適合談戀愛;有人說武漢大學最美麗,因為武漢大學的櫻花特別漂亮;有人說北京大學、一人香蕉在線二清華大學的校園最美。但當我看到河南大學的校園,老想到清華的校園。從河南大學老校區南大門進來後,有一個留學歐美預備學校的老校門,我馬上就想到清華大學的二校門。清華大學有一個大禮堂,建於1916年;河南大學也有一個大禮堂,但是更具中國特色,而清華的大禮堂完全是歐美的風格。所以我覺得清華大學和河南大學有很多相似之處。

其次,再看歷史。河南大學前身留學歐美預備學校建於1912年,清華大學的留美預備學校建於1911年。這樣看來,河南大學和清華大學建校的緣起都是一樣,且在同一個歷史時代。面對中國教育近代化的共同使命,這兩所學校有著類似的歷程,河南大學從預備學校改辦大學是1923年;清華大學是1925年改辦大學,同時成立大學部和國學研究院。清華改辦大學1916年就已經提出來瞭,當時建立大禮堂、天文臺等就是在為建構一個完整的大學打下基礎,但當時清華不能隨便改建成大學,必須要得到董事會和外交部的首肯。羅傢倫擔任校長職務後,就宣佈清華大學為國立大學,強調大學的民族性與學術獨立性,要脫離以美國為代表的列強對我們的學術包括教育行政的主導。

再次,能夠連接清華大學和河南大學的因素就是馮先生。馮先生在河南大學時做過哲學系的系主任和文科主任。他在清華大學卸任秘書長職務後馬上就接任哲學系主任一職,後又任文學院院長。某種意義上是復制瞭馮先生在中州大學時期的工作與經歷。

從這些方面,讓我這個從清華大學過來的人覺得這兩所大學有好多相似之處,雖然在實際上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合作,但是在情感上讓我覺得她們之間有深深的聯系。

今天,我給河大學子講這些話,就是希望大傢有文化自信。雖然現在常講“文化自信”,但是“文化自信”也有不同的層次,最基本的就是五千年優秀文化的自信,但是具體到每一個地域,每一個單位,每一所大學,又有它自己的文化自信。中華文化不是抽象的,而是由具體的東西組成的。河南大學的學生要有自己的文化自信。河南大學和清華大學的歷史是相似的,在早期主導我們教育、行政和學術建設的人也是一樣的,這個人就是馮先生,馮先生也確實對清華大學的文科建設影響很大。

今天的開封也非民國時期的開封。開封旁邊出瞭個鄭州,在新時代鄭汴一體化的新形勢下重新出發,散發我們精氣神的時刻到瞭。河南大學的同學要擔起這份責任,從文化自信做起,要把新的河南、新的鄭汴、新的中國建設的責任擔起來,扛在肩上。

最後,簡單說一說我和馮先生的關系。馮先生是1990年去世的,他人生的最後五年是我給他做助手。本來是系裡派我去做一年,一年之後馮先生說,你還是留下來幫我吧,所以我就一直幫他到最後。

馮先生有三個助手,分三個等級。有一個初級助手是哲學愛好者,從遼寧來,住在他傢,每天參與幫助馮先生寫作。1985年,馮先生視力已經衰微,到1986年基本看不見瞭。然後就由這個助手給他念,給他的口述做記錄。上午寫書,下午念報。因奧拉星為他住在馮先生傢後面房子的頭一間,所以一並照顧馮先生的起居。

二級助多省明確.天休假手張躍,是馮先生1986年的博士生。在1981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決定建立招收博士生制度的時候,第一批博士生導師名單裡沒有馮先生。為什麼呢?因為馮先生年紀太大瞭,都八十多瞭。後來再開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會議的時候,任繼愈先生提瞭意見,說這些老先生現在沒有助手,系裡面也很難安排助手,而且助手做的年限較短,也不利於老先生的學術傳承,是不是可以讓這些老先生招博士生?博士生就可以給他們兼助手。所以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商議,馮先生就成瞭博士生導師,招來瞭博士生張躍。張躍主要是去圖書館幫馮先生查閱資料,因為當時馮先生的眼睛已經看不見瞭。馮先生憑記憶告訴他,查什麼書,裡面的哪一篇。查回來之後就由第一級助手負責念給他。

我作為助手是負責定期與馮先生談話的,當馮先生想要寫個什麼文章,先跟我談這個文章要怎麼寫,看我有什麼意見。寫好之後初稿也先交給我,讓我先看,做一些修改與建議之後還給馮先生,再和馮先生談一談。我的意見有的他就看看,有的他也接受。因為馮先生眼睛看不見,所以一般我進書房後都是馮先生的助手大聲說:“陳來先生來瞭。”馮先生就會說:“啊,陳來來瞭。”(河南口音——整理者註)

和馮先生談話對我來說就是學習,因為我那時候北大博士生畢業,在哲學界大概我是最早的博士學位獲得者,但也還是年輕。對我來講,就是通過哲學途徑跟馮先生學習,看一個哲學傢怎麼工作,怎麼做研究,怎麼思考。我的工作就是這個,做瞭五年,直到馮先生去世。馮先生對我的工作也是十分肯定的。我去的時候就是幫馮先生寫《中國哲學史新編》,主要是五、六、七冊。馮先生在寫《中國哲學史新編》自序時,一般會說某某幫我看的稿子,某某提瞭意見,接著就會說,陳來同志也提出很多重要意見。其實,我們提意見也不是從我們的角度提,而是順著馮先k次列車輛車脫線生自己的邏輯,寫到某個地方是不是通暢,講的是不是透徹,要不要補充。我也許會提一兩條個人國產福利在線不卡視頻意見,特別是現代中國哲學那一部分,如熊十力、梁漱溟等相關內容,馮先生覺得可以,就會重寫。

一年助理到期之後,就變成我和馮先生的私人關系。幫馮先生對我來說其實是學習,看他怎麼寫文章,怎麼修改,看他寫的時候提出瞭哪些基本觀念,這些讓我收益很大。1988年的時候,我寫瞭一篇文章在臺灣發表,寫我參與馮先生《中國哲學史新編》寫作的過程,瞭解馮先生晚年的思想狀態。這期間走瞭個“後門”,辦瞭個小事。這個小事對我的人生意義還是挺大的。有一天我突發奇想,想讓馮先生為我命一個字。古人都是有名有字,出生時父親為孩子起名,男子的字一般是十八歲之後所起,讀書人由老師命字。字是在社會活動中別人用來稱呼你的,比如在西南聯大,同事們見瞭馮先生不能直呼其名,那是非常不禮貌的,而稱呼馮先生“芝生”,是合乎禮貌的。

大概過瞭一個多月,有一次我再去,馮先生的助手說,馮先生給你寫好瞭。馮先生給我命瞭字,叫“又新”成都私人影吧,來自《大學》裡面“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為什麼這麼起呢?我這個“來”字,是有講究的,在《周易》裡面這個“來”有未來發展的意思。和“往”是一對,往者不可追,但來者可以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來者是一個不斷日新又日新的過程,這也包含馮先生對我個人的一種期待。一共寫瞭兩頁四百字的小格紙,馮先生口述,由助手記錄,用古典文言寫出,名為《為陳來博士命字為“又新”說》。古代的大儒如朱子、王陽明的文集中有很多字序、字說,都是為他們弟子命字時所寫,馮先生深知中國傳統文化的習慣。馮先生去世後,我曾和宗璞先生(馮友蘭先生之女——整理者註)說,想把馮先生這篇文字用小楷寫出來。宗璞先生說,你可以找個書法傢寫出來,再蓋上馮先生的章。當時我周圍並沒有認識的書法傢,所以未能如願。六七年前免費看a級片,才在浙江文史館找到一位做陽明學研究的書法傢朋友,請他寫完後到宗璞先生那裡蓋瞭兩枚章,上邊一枚,下邊一枚。這兩枚章是西南聯大時期,聞一多先生給馮先生刻的那兩枚。蓋好後,掛在我的辦公室一幅,傢裡一幅。後來馮先生的女婿蔡仲德先生也找馮先生命字,但是那個時候馮先生的精力已經差瞭很多,結果馮先生給他寫瞭半頁紙不到,所以我說我趕上瞭好時候。

好,我這個致辭說道這裡就算說完瞭,算是給我下面的演講做個鋪墊。(2019年4月8日)

陳來,哲學博士,當代著名哲學傢、哲學史傢。1952年出生於北京,祖籍浙江溫州,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著名哲學史傢。1976年中南礦冶學院(現中南大學)地質系畢業。1981年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畢業,獲哲學碩士學位,同年留系任教。1985年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畢業,獲哲學博士學位。師從張岱年先生、馮友蘭先生。2012年6月被聘任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